杏彩体育流通是人类社会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运动和流动变化的总和，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偶然到普遍、从低级到高级、从一般到现代的发展阶段。现代流通是囊括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的全要素流通，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全开放流通，是涵盖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全过程流通，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循环流通，是体现绿色低碳循环理念的全生命周期流通，是产业链供应链相互嵌入的全链路流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现代化流通能力既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世界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连通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现代流通的主要形式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平台经济、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全球供应链体系、“一带一路”、以制定流通规则标准协调全球流通。

　　“一带一路”——构建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提升经济连通性的跨国流通的大格局。协调全球流通的组织者——流通规则标准的制定与仲裁。

　　从人类历史看，流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流通的初始阶段，或称流通偶发化阶段。在这个阶段，流通处于偶然的、片断的、局部联系与交易的状态，这时的流通是在偶然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主要形式是物物交换，流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占主要地位，流通速度缓慢，流通规模微小，流通范围狭窄，流通效能低下。

　　第二个阶段是流通的一般阶段，或称流通广发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流通处于商品经济形成、发展直至繁荣时期，一般即指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以货币作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常态化，流通已作为社会再生产中独立的经济过程，商品已泛化为流通的基本元素，在流通中不断实现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从而在流通中实现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

　　流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流通的现代化阶段，是全球化、国际化、社会化、现代化大流通阶段，即现代流通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生产力加速度发展，建立在流通一般基础上的以实物经济运动为主线的流通状态发生着一系列变化和互动效应，蕴含在商品中的知识、智能、数据、信息和技术等无形要素禀赋激增，使更多的“无形商品”“无形资产”“虚拟经济”“虚拟空间”等非物质载体与物质载体共同构成流通的新空间。现代流通是流通一般的特殊形式，是流通一般发展的最高阶段，从现代流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实践来看，现代流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决定性、战略性力量。构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商品流通体系和要素市场体系，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方法，高效率地组织现代流通，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软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流通将整个世界黏合在一起，21世纪已经和正在迈向以现代流通为先导的世界经济，21世纪的世界将由于现代流通引发的内在冲击力、爆发力和引动力，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发展和演化的重要历史时期。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出现崭新的趋势性特征，现代流通的内涵、表现形式和内在规律将发生性变化。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化、国际化和混沌化的现代流通，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现代流通，成为重构世界版图的一条主线。经济联通性将推动创造世界经济增量和形成经济新引擎的全球性生产力，并由此构成更大范围的生产关系。

　　现代流通理论研究，属于跨领域、跨学科、跨国界的原创性研究，马克思对所处时代的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社会化大生产进行了深刻研究，对于今天我们研究现代流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然而，经历了三次科技、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流通从内涵、表现形式、趋势性特征及内在规律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现代流通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不仅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中一直是弱项，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现代流通理论研究既是难点，也是必须攻克的重大基础性研究与重大战略研究。

　　现代流通是囊括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的全要素流通。在现代流通过程中，进入流通的要素禀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进入流通中的要素以有形的、刚性的、有物质载体的形态为主体，如有形商品、有形货币、有形资本、有形资产等，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必须发生物理意义上存在或移动的要素。近现代的科技，使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无形要素进入流通，如无形商品、无形货币、无形资本、无形资产等。

　　在商品流通中，原来以实物商品流转为主体的商流，分流为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等，分流为现货交易、远期大宗商品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等。在产权交易中，原来交易中固态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分流为虽然以实物形态存在，但却可分割、可交易、可流动的，以产权、商标、证券、股票或金融衍生品等无形形态存在的无形资产。原来以产业资本为基本形态的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分流为产业资本的流通、商业资本的流通、货币资本的流通、金融资本的流通，或分流为有形资本的流通、无形资本的流通、虚拟资本的流通。原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媒介――货币，分流为与金银保持一定比价的有形货币，代表信用关系的无形货币，与实物、金银、信用没有关系的完全脱离产业资本的交易物，直至出现无中生有的比特币、天秤币、以太坊等空气币。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度量的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分流为可以以此度量的和难以以此度量的人力资本与价值，劳动力体力支付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脑力和智能的支付在被使用过程中发挥的效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在社会再生产中，以科学技术引发的无形要素形式融入生产工具、管理方法之中，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和推动现代流通形态变革的动因，主要表现为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其重要程度超过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以证券化形式进入流通过程。

　　现代流通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支撑的全开放流通。现代流通的本质是开放、是运动，是不断地在流通中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全开放成为现代流通的本质特征，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并形成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信息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使流通成为一个开放的、非线性、非单一性、非均衡性的、化、混沌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崭新经济联系体系：从绝对意义上讲，现代流通跨越了有形边界，使流通所能到达的边界或范围，成为影响一国流通能力或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强大的数据流通、数据使用、数据交易、数据存储等，使各种流通业态发生着颠覆性、性乃至根本性变革，更多的远距离交易活动能够瞬间完成。现代流通早已跨越了有形国界，通过全球规则与标准，使几乎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这种全开放大流通循环往复的过程与呈现，全球超大经济体或比较大的经济体，基本上都采取了以“双循环”为基本特征的全开放流通（如图2所示）。

　　全开放的现代流通是所有进入流通的要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现代流通推动了全球的分工与交易，货物贸易流通的全球化、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货币流通的全球化、劳动力流通的全球化、数据流通的全球化、产权流通的全球化、资产流通的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不竭的内生变量与内在冲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数据流的本质是流通和流动，是在流通中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不断推动流通规模、流通结构、流通方向和流通方式的动态变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四轮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跨国公司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企业内、产品内的全球分工或内部交易，由此初步构成以全球性企业为主体的全球产业链。随着全球产业布局的不断调整与演化，这种企业内的全球供应链扩大到每一个参与国家与企业，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制造业全球布局的演化，使跨国现代流通方式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化，在国际贸易中，全球2／3的贸易品为中间品，东亚地区4／5的贸易品为中间品，中间品或零部件成为跨国界流通的主体（如图3所示）。

　　现代流通是涵盖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全过程流通。工业化初、中期，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对独立与分离，工业化后期，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数字经济的兴起，工业化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对独立的形态逐渐隐退，原有的边界愈益模糊，使现代流通成为涵盖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全过程流通。由于进入流通的要素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无形为特征的要素禀赋进入流通，并加速扩张，导致流通的规模空前膨胀，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日益融合，社会的分工和交易都被流通的“囊袋”所吞食。

　　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中，如果把生产过程置入现代流通的全过程中，以物流占用时间为例，一般情况下，生产环节占用的时间不到10%，而物流过程占用的时间却在90%以上。。不仅如此，随着现代流通的发展，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边际界限、线上线下行为很难划清，也很难区分正在加速分流的现代流通中要素禀赋的边际界限。信息网络空间铺设着人们难以看到的“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驶着“车辆”，且不断发展为虚拟空间、虚拟现实、虚拟场景等，更多的交易活动借助网络化交易平台瞬间完成交易过程，原来意义上空无一物的空间成了现代流通无限膨胀的新领域。有些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流通的现在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现在，而成了若干体现流通过去的时间反演，现在得到的信息正好反映着流通的起点或过去，而将来得到的信息则刚好反映着由现在的选择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如果说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它超越其空间，是否可以说其他集合也同样如此？所有集合全都吞食空间，尽力扩张，画出一层又一层的屠能式圆圈。”社会化大流通这个“屠能式圆圈”，成了所有要素集合的集合，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千姿百态的“流通景观”。

　　现代流通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循环流通。马克思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认为生产是起点，起决定作用，而消费则是终点，是受生产支配的，流通不产生价值，其作用只是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职能。在工业化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要素禀赋都是凝固的、不流动的、刚性的，整个经济状态是短缺经济，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紧平衡，必须拿短线产品来平衡市场和社会关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是以生产为起点、通过分配和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交易过程即流通，进入商品流通的终点——消费，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

　　在现代经济中，现代流通已经成为引导或决定生产、分配、原来意义上的流通和消费的先导性力量，即首先创造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决定生产，形成生产与分配共同构成的供给侧，而消费和市场需求则作为需求侧，成为现代流通周而复始的起点和终点，进入无限循环的过程（如图4所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尤其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无垠的边界，是现代流通不断变革的基本动力，是现代流通周而复始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不仅使商品生产者完成了其对价值的追求，也使商品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升位，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得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流通，把传统经济运行的逻辑颠倒过来，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的起点，消费决定生产，决定整个经济运行的过程和效率。市场有多少消费需求就会创造出多少商品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需求成为社会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起点。马克思指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现代流通把消费观念提出的生产对象，这种内心意象和需求，转化为贯通社会化大生产的四个环节的连接力量，显示了现代流通对引导生产、促进消费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不断疏浚流通的堵点、痛点与阻滞。构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也是面向长远形成无障碍全循环现代流通能力的战略选择。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这是马克思流通理论的时代化和本土化，也是对马克思流通理论发展完善的重大贡献，成为习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阶段中，起点或着眼点是如何满足即期的消费需求，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创造崭新的消费需求，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经久不衰的活力与动力。围绕市场消费需求所进行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过程，就是现代流通成为社会化大流通的过程，现代流通之所以成为引导生产、引导消费、引导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道理也在于此。市场经济越发达，现代流通的地位和作用就越重要，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强大，实质原因在于现代流通生产力率先发展，在开拓国际市场中起到了先导或决定性作用。只有充分认识并懂得现代流通，才能通过提升一个国家在国际化大流通中配置资源的能力，奠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现代流通是体现绿色低碳循环理念的全生命周期流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推动现代流通成为全生命周期的流通，使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成为可在流通中进行交易的要素禀赋，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与交易机制。现代流通倡导绿色流通，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环境保护为导向，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产品设计、生产、消费、消费后再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直接或间接促成降低污染、降低消耗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取向的商品流通全过程。推进建立与完善从产品到商品再到最终消费之后回收利用的链条，以绿色低碳可循环可持续为核心理念，加快构建从原材料开始进行的周而复始的循环经济体系，形成覆盖产品或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现代流通，以顺向流通与逆向流通封闭式循环的模式，开启“生产→消费→废弃→处理→回收→再利用→生产”全生命周期的物流过程（如图5所示）杏彩体育。

　　绿色、低碳、可循环、可持续的现代流通体系构建，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迫切要求，也是通过现代流通塑造物质全生命周期价值利用和再利用的一场，是基于“全流程、全生命周期”，引导经济运行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全生命周期现代流通体系，通过绿色贸易体系、绿色消费体系、绿色物流体系、绿色制造体系、绿色供应链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可以提高全社会投入产出比和生产效率。

　　加快建设循环经济、循环园区、循环产业链、循环社会、循环城市，推动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流通，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当今时代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流通与一般商品流通不同，几乎涵盖所有经济生活领域，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充分兼顾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一具有人文及社会属性的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全生命周期的流通，在实现一般商品流通功能的同时，还要履行诸如支持清洁生产、经营绿色产品、促进绿色消费、进行废弃物回收等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特定职能，并将这些综合性要求转化为流通中要素的交易价格。

　　现代流通是产业链与供应链相互嵌入的全链路流通。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产业和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中的配置方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逐渐形成了相互嵌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与价值链，而且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的层级越来越多，相互咬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链接者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球制造业产生的数据指数式增长。

　　实际上，产业链是通过流通配置产业，实现二维的水平链接与延展，形成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关系，分工越复杂，产业链就越长；国际化程度越高，上下游产业链接粘性就越强。供应链是三维、四维甚至的多层级、多层次、多元化立体空间的链接与构建，其链接的链条围绕头部企业、核心企业延伸或“打井”，由显性供应商、隐性供应商、深层供应商与若干服务环节共同组成。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往往是可见的，但、四级乃至无穷层级的供应商则是隐形的，有的甚至深不可测，当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时，感觉不到其存在，只有因为某一种零部件短缺、某一个环节断裂时，才能看到这个“裸泳者”。所谓“隐形冠军”，即是在供应链链条上看不见却已经成为冠军的供应商。服务环节是起链接作用的粘合剂，是由组成产业链的若干制造环节、若干零部件、若干中小型企业或若干与头部企业处于水平分工的个体提供的。国际分工复杂产业的供应商可以成千上万，目前尚没有一个国际分工复杂的跨国企业，可以把全球供应链网络梳理清楚并使其一览无余。服务链与产业链、供应链是离散式、嵌入式、悬浮式的链接，增强供应链弹性、韧性和粘性，通过服务产业链、供应链的虚拟链接，能够创造流通中的增值财富（如图6所示）。价值链是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集成效应在价值分配和财富创造中所处的位置，在实体经济运行和制造业产业链接中，没有独立存在的所谓价值链。

　　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四链有所不同，但是在流通中相互交汇交融，构成了全球产业布局与产业联系。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超出了国家边界的概念，超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超出了行政隶属权的概念，超出了企业产权关系的概念，通过现代流通链接在一起，形成产业关系、企业关系、产品关系和市场关联。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并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或个人，而是产业在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在分工交易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寻找、相互适配、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过程。因此，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的本质是链接，是互联互通，是共享发展，虽然有的时候、有的环节是虚拟的、看不见的，但是往往比实体链接具有更强的黏性、更强的经济依存度和更强的支撑能力。

　　现代化流通能力既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世界互联互通水平和经济连通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流通能力，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大生产，需要现代化的大流通。只有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大流通，才能带动现代化的大生产，才能打破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现代流通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经济全球化则是现代流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推动力量，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现代流通，把握现代流通发展的主要形式与趋势性特征，对于我们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博弈和新经济全球化中占据竞争主动权，提升在流通中创造更多财富、配置更优资源的能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自由便利的现代流通经济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6年的总体和平的发展环境，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促进现代流通加速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迫切需要各种要素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特定区域更加便利、更加迅捷、更加自由地流通，他们主动放宽或破除束缚并影响流通的规则，甚至淡化国家主权与边界，使某一区域成为快速流通的更大经济圈，即逐渐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若干小多边地缘关系与格局，提高这一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按照区域内现代流通导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一般可划分为五种：优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或经济共同体。其中，自由贸易区是各国采用最多的形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或条约，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及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通过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等共同认同的政策，加速区域内商品和要素自由便利顺畅流通。爱尔兰香农开发区是全球最早的自贸区，它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免税工业区和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设立的北美自贸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自贸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欧洲联盟，其实质是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获得区域内商品、货币、劳务、人员、资本自由流通，全球近2／3的贸易在欧盟区域内完成；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是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组成，其所覆盖的接近23亿人口、25.6万亿美元的GDP、10.4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均占全球30%左右。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各成员国采用负面清单对非服务业投资领域开放作出承诺，总体开放水平均高于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自贸协定（如图7所示）。

　　各国为了在特定区域的顺畅流通中，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效用的最大化，以某种形式的让渡、以虚化国界或部分淡化国家主权，换得现代流通的更大自由和权益，已经成为现代流通国际化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成为地缘经济关系演化的内在动因。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导航系统、超算能力、数字贸易、信息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等，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通，其中的重要表现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载体的现代流通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使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大幅度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可能。资源配置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首先扩展到现代流通能够到达的地方，构成现代流通经济圈，国际分工追求全球范围资源配置的优化或区域内资源配置更优，基于现代流通能力的赋能，形成了更加细密的流通渠道和网络，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也越来越深入。从当前全球各类自贸区看，如果既定目标可以实现，2030年将出现全球最大的自贸区——APEC（如图8所示），届时它将覆盖全球近40%人口、60%经济总量、48%贸易总量。

　　当流通发展为国际化、社会化、智能化、数字化和化的现代流通时，如果不能使整个世界流通顺畅，则一国或几国的流通发达已不能使自身更大限度地获益，于是人们宁愿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换取便利流通带来的利益。

　　跨国公司——组织、配置全球资源的现代流通头部企业。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跨国公司”的定义是：至少在两个国家拥有生产设施的企业。跨国公司至少要通过两个国家的跨国界流通，把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或者通过跨国股权资本流通，获取对他国企业的控制权，参与跨国生产或流通。跨国现代流通能力是跨国公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跨国公司基于其强大的跨国流通能力，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获取最大利益的受益者。每一个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成熟的跨国界现代流通组织的载体，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采购体系、全球营销体系、全球研发体系、全球比较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制造基地等组织运营，其产业内交易体系构成了现代流通一种重要形式。

　　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海外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采取总部经济模式，然后在全球成本最低、市场潜力最大、盈利前景最好的国家或地区设置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财务结算中心、营销服务中心；或者把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若干环节进行外包；或者推进公司组织管理本土化、职业化和多元化；或者吸纳全球最优资源，打造具有领先水平的全球产业链和完善的全球产业系统，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现代流通中，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最大化，从而形成企业基于现代流通竞争力的价值流（如图9所示）。

　　由于跨国公司具有组织全球现代流通的能力，其未来必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进一步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其跨国指数（包括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雇员占企业总资产、总销售、总雇员的比例）将超过50%。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公司，其组织全球现代流通的能力将产生加倍的效能与效率，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已被纳入跨国公司现代流通网络体系。随着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经济形态的演化，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模式，即由过去企业与企业通过外部贸易的跨国分工，转向由跨国公司或全球公司掌握核心技术和能力，实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购，生产在全球布局，产品以生产国（地区）为原产地向全球进行营销。跨国公司开展的国际化大流通，是加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推动商品、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素加快流通的过程，是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这就使货物和资源跨国界流通日益增强，使服务等无形商品和资产的跨国界流通日益增强，也使不同国家的市场日益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跨国公司的连锁经营是跨国流通的重要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将原来垂直链条型的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网络型的组织结构。通过直营连锁、特许经营连锁和自由连锁三种形式，实现流通组织结构的网络化，降低企业规模扩张成本，加速了资本和资源的集中过程，大大提高了流通企业的组织化、集约化程度，实现了规模化经营、科学化管理和标准化服务，从而达到了经济学所追求的效用最大化。连锁经营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关于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品牌价值使企业投资的边际效应凭借连锁的组织形式无限扩张，而流通效率和效益却大幅度提升。这种组织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跨国连锁经营集团的采购网络、经销网络、现代物流配送网络和信息传输网络已经遍布全球市场。

　　平台经济——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现代流通中以平台为载体形成的市场集成。在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作为现代流通的一种组织形式，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链接力，成为融入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毛细血管”，改变或重塑着人们和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模式、行业形态和商业业态，传统产品、传统交易、传统服务和传统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随之发生了极大改变。

　　信息作为无形要素进入流通，不仅加快了流通的速度，而且逐渐创造出若干崭新的生活场景，同时分离出独立的、大规模流通和超速度传输的数据流，成为形成现代流通颠覆性变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基于互联网并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链接的流通组织形式，实质上是在数字平台上组织现代流通并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关系总和的一种呈现，是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虚拟市场。一般意义上，这种虚拟或真实交易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却可以促进双方或多方在平台上交易，使若干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特定载体提供的互联网虚拟平台上交互，产生巨大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数据流，形成比有形市场更具有虹吸效应和更能拓展空间的市场集成，以此共同创造更大价值和交易价值。因此，基于移动互联、移动支付、消费升级、数字驱动、网络赋能和流量激增，消费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随着互联网广泛普及，网络社会、网络社区、网络平台、网络店铺等不断形成，社会便真正产生了进入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这使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人性基础发生根本变化，人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选择更加自由、更加主动、更加便利，更具有市场决定性，极大拓展了人类个体选择的空间和路径。互联网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突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开始趋向在信息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若干行为主体，传统的代理人、代理商、代理搜寻信息的工具逐渐失效，计算机程序替代了原有的选择方式，若干个体经济行为的选择，构成了没有边界限制的无限网络空间。当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产生后，交易信息最密集、交易参与者进入门槛最低、交易空间最大的场所出现了，形成了若干生产商、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在现代流通中基于虚拟平台的市场集成。

　　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全球市值最高的1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是平台型企业，全球品牌价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也有7家是平台型企业，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前十位的有5家是平台型企业。据英国调研机构Kantanr的数据，2021年，在世界100个最有价值的品牌排行榜中排名第一位的美国亚马逊公司，品牌价值高达6840亿，品牌价值成长率为64%。在亚马逊全球19个市场中，共有近千万个卖家账户，为近20亿顾客服务，通过向用户提供建议，亚马逊获得了10%～30%的附加利润。2020年以来，亚马逊75%的新卖家来自中国。在2019年全球最大的500个APP平台中，中美两国企业占90%以上，其中腾讯排名第五，阿里巴巴排名第七。全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发展迅速，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数量目前已达132个，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4.6万亿元，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40%，其中出口占比高达2／3。平台经济中，跨境新零售异常活跃，形成了以平台为核心的企业生态体系（如图10所示），疫情期间发挥了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独特作用。

　　平台经济虽呈爆发式增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平台上存在的市场秩序问题，如市场失灵、恶性竞争、道德风险和公共安全等。头部平台型企业具有市场参与者和组织者双重身份，虚拟平台越大，辐射范围越大，交易额越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维护虚拟市场与实体经济链接的责任就越大，平台型企业本身对平台用户就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于是平台经济治理就必须依靠公共规制和私人监管双重力量。

　　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万物遥感、万物可视、万物智能时代的现代流通。任何一代互联网技术，一旦其交互方式或频率实现颠覆性突破，就意味着数字化程度和数字经济成熟度的提升，就必然产生大规模商业价值，引发现代流通方式的渐次变革。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共同构成的人工智能为基础，以5G、6G和卫星导航系统为物联网链接的基础设施，实现以即时化、低时延、高频率为特征的万物互联、万物遥感，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量子计算、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引入并发挥正向作用，万物可视、万物智能将逐步实现。

　　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的泛化和升级，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不断重叠、交融、融合乃至成为一体化的平行表达方式。把物理世界变成信息、数字或数据流量，最后分离出来形成若干巨量数据流动，呈现出物理世界联通的网络状态、或产业与产业之间链状连接的状态，或者构成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融为一体的核心界面或核心信息架构。在由此基础设施形成的现代流通中，制造业的产业路由器、区块链技术可以将万物遥感变为现实，通过实时连接产业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收集流通全过程中每一个流通环节的数据，形成产业互联网的超级节点和关键枢纽，完成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效智能对接或链接。当这一颠覆性变革完全实现之后，传统互联网平台形成的市场集成，或将逐渐成为最初始的互联网经营业态，原来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使若干实体制造业、实体商业店铺衰亡，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将使之再度复兴。

　　传统消费互联网完与信息、人与商品、人与服务、人与人的连接，本质上是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场景或商业业态，如网上店铺、无接触服务、移动支付等。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则以不断升级迭代的互联网等作为承载体，通过信息遥感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技术，保障各类可能产生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化连接，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构成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物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进一步实现了物的链接、设备与设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联，以升级的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赛博系统等为推动力，引发了全球交易与分工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对于国际化程度高、技术含量高、分工程度高的产业来说，这些很难在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条生产线上一次性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就形成了全球供应链体系。

　　全球供应链体系——以现代物流为支撑的全球经济布局与“端到端”跨境服务中的现代流通。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是投资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产业全球化、要素流通配置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物流技术应用与信息化改造，实现了企业内物流现代化和国内物流体系的构建。

　　全球供应链系统呈现链状、树状、双向树状和星状等结构，如果未来实现万物可视与万物智能，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将体现为这些结构交织复合的状态。全球供应链的链接关系，将超越国界线，超越地缘，超越产业链上具有垄断地位者的垄断权力，超越意识形态，也超越那些具有产权关系的归属关系，具有极强的粘性、弹性和韧性。全球供应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巨系统（如图11所示），在区块链、量子通信、元宇宙等技术没有得到应用之前，对于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上的所有企业和环节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可以清晰地掌握供应链上的全部参与者。因此，全球供应链一旦断裂，如果不能迅速重新链接，就必然使链条上或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遭受损失。而这种损失产生的结果是不可逆的，是难以依靠任何一国、一方、一个企业、一个个人来挽救的，既难以在短期内重构原有体系，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重构新的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全球现有的供应链体系是战后几十年在和平发展和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正常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原有体系中原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产生的和合鸣共振，是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的注脚与产物。全球供应链体系是在世界充分开放条件下，率先由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形成的内部交易结构的支撑体系，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贸易的支撑体系。因此，全球供应链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现代流通的内在规律要求这个体系的流通必须顺畅、高效、无堵点。在全球供应链体系这个链条中，参与者之间联系越顺畅，分工越细密、越专业、越分散，现代流通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就越大。

　　“一带一路”——构建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提升经济连通性的跨国流通的大格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互联互通成为以“五通”为核心的现代流通。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要保障，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优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布局，走出一条跨国共建现代流通体系、提升经济连通性的崭新道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五通的核心是“流通”。共建“一带一路”的“五通”，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总和效率和集成效应的“大流通”，将极大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共建国家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促进形成便利、自由、高效、顺畅的跨区域与地区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以造福更多共建国家和人民。

　　（1）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为共建国家相互开放、构建现代流通经济通道、走廊、渠道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政策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共识，构建多层次国家间、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具有制度基础的“命运共同体”。政策沟通程度越高，现代流通中要素跨境流动的动能就越强，更多小国和穷国便可以获得远超过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发展机遇和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来，已有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12份合作协议，形成了共同推动国家互联互通的发展大势。

　　（2）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相互交织的时空，彻底抛弃基于零和博弈思维形成的地缘关系。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发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经过八年多的持续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框架基本形成，新欧亚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等六廊六路和多国多港，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流通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具有更广阔市场发展潜力的国家连接成现代流通经济圈。

　　（3）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世界贸易新增长点。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从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到原本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对跨境国际大流通造成冲击乃至重创。共建“一带一路”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及各种壁垒，适应持续深化的科技所引发的世界交往、交易、交融模式的改变。中国正在与共建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共同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促进共建国家和地区通过畅通的现代流通，实现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我国发展机遇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4）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演化的资本流通优势，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更具透明性和合理性的金融体系。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成为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变革的积极力量，目前已有102个成员加入，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运行顺利，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共建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支持共建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世界舞台上，以“一带一路”推动货币互联互通“化蛹为蝶”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合作正在行进之中。

　　（5）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为共建“一带一路”、形成高度开放和顺畅的现代流通圈构筑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正是要获得共建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议题”、“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已经获得全球2／3的国家赞同与参与。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开放和碰撞中，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

　　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已经开启，各国构建的跨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远远超过日益落后的分割的基础设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转化为全球共识、全球行动、全球共同描绘的壮美蓝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随着互联互通的建设与完善，现代流通将再次把全球经济链接为一个整体，以构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布局，取代被人为割裂的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断裂带，符合共建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互联互通也将使地缘关系为之改变。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中国过去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单向度开放、以国内为主的区域布局，重塑地缘乃至世界、经济、外交、文化大棋局，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和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新空间布局。

　　协调全球流通的组织者——流通规则标准的制定与仲裁。流通是一种解放、是一种开放、是一种冲击力、是一种推动力，又是一种内生力量，它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范围，并不断对阻碍其流动的各种规则和制度进行扬弃，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存在方式不断进行改造。现代流通的“游戏规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联合国宪章》，制定和维护国际流通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年形成的国际共识、国际公约和国际规则等，共同构成维护多边主义和规则秩序的世界体系，在国际化大流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数据，20世纪初，世界有200余个国际组织，50年代发展到1000余个，70年代末增至8200余个，1990年约为2.7万个，1998年为4.8万余个，21世纪初超过5.8万个，包括主权国家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民间团体成立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们既包含全球性的组织，也包含地区性、国家集团性的组织。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推动货物、服务、生产要素更加自由便利地跨界移动、合理配置与相互融合，大大强化了国际组织的地位，要求其建立可以实施的普遍性原则、规则、标准和制度，构建对参与全球现代流通大循环的国家行为、企业和个人的规范机制。国际社会参与现代流通的成分、结构与交易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传统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继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涌现出大量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公约。根据国际协会联盟（UIA）统计，2004～2005年，所有类型的国际组织总量共计58859个，比1991年增加1倍以上。其中，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为735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为51509个，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61%和109%。组织全球更高水平、更快速度、更高收益的现代流通，需要形成全球共识、全球规则、标准和共同遵守的国际仲裁。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不仅表现在国际组织数目的增长上，更体现在国际组织范围扩大形成的无数适应流通的规则与标准上，它早已冲破初创时期的地域、领域局限，活跃在当今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发展到世界贸易组织近50年的历程中，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自由竞争原则、互惠原则、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关税为唯一饱和手段原则发展到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贸易、可预见的和不断增长的市场准入程度、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从货物商品的规则，发展到服务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交易的规则，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不断制定和创新流通规则，力求创造世界范围内公平、透明、开放的流通秩序，不断减少或取消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及其他要素流动的自由化。通过参与流通过程的行为者的相互协商、彼此之间的妥协而非暴力解决阻碍流通的问题，使参与者共同接受国际化流通的“游戏规则”，现代流通协调组织的作用从来没有如此重要，须臾不可缺少。也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而获益，一些跨国公司在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时，也总是率先打破旧有的贸易规则，直至最后改变全球的贸易规则。一些大国力求获得区域内的主导权，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区域合作的内部收益，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导权，最终把区域内规则转化为多边贸易规则。